让他摄理百官事务，迎接来朝的宾客。

就儒家义理而言，道德要求若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不分阶层差异，那么孝治、德政的结果就是流于空谈，这样的道德是虚伪的道德。4而玄宗不仅仅是以帝王的身份行教，其言夫子没而微言绝，异端起而大义乖，故作《孝经注》，欲达至当归一，精义无二之境，正如元氏疏所发挥：（玄宗）叹夫子没后，遭世陵迟，典籍散亡，传注踳驳，所以撮其枢要，而自作注也。

最终由其所推崇的道家无为之治滑落到了律法之治。实则清末大儒曹元弼《孝经校释》早已指出当为‘制旨曰。33 此点，可参陈壁生《孝经学史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31-234页）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显然，玄宗此注体现的恰是公先于私，并未落实在儒家对庶人孝养生活的民本关怀上。

元氏疏断章取义之误，实大背郑玄注、孔颖达疏，此点皮锡瑞已指出【38】。二是摆落古礼，删削《孝经》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。[33]据考察，早在宋代，人们不再满足于孔庙仅以孔门弟子和传经之儒附享，而将那些弘扬孔子思想之学者（不以传注六经为主，而尤重义理之阐发，并自觉传承孔子之道和儒家道统）亦作为附享人物，此即传道之儒。

[22]参见韩星《国学话语体系建设》，载《首届新时代国学话语体系与学宫文化研讨会会议手册》，2018年2月6日。亦如韩星教授所指出，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国学概念是指学问、学术，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、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，相对于西学称中学（如冯桂芬、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），后改称国学，这样就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、学术意义的转变。古代国学原指国家学府。也即在孔子之前，还有尧、舜、禹、成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这是整个儒家道统谱系的起点[32]，故《礼记·中庸》言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

[26]刘述先：《道统的建构与朱子在宋明理学中地位的衡定》，《朱子学刊》2010年总第19辑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以上皆体现了其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道统的论述，可见其具有强烈的道统承继意识。

[22]通过历史考察可知，在古代，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，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，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。一、何为庙学庙学这一概念由何而来？庙是何庙？学是何学？庙和学又是如何成为一体的？笔者首先对此予以历史还原和解析。如此，才有了重教必尊师，尊师必尊孔，尊孔必祭孔的历史局面。为立宫室，四时祭之，若见鬼神之容貌如此。

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，则孰知斯人之为功？不知所至，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？此正是程朱接续孔、孟道统之自述。[12]汉代郑玄笺曰：庙之言貌也。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。

[21]韩星：《国学话语体系建设》，载《首届新时代国学话语体系与学宫文化研讨会会议手册》，2018年2月6日。在古代，庙学亦是皇帝及各地方行政长官、士人祭孔和讲经的场所，也即将祭祀和讲学合一之地。

牟宗三[25]、刘述先[26]、金春峰[27]、韩星[28]、丁四新[29]等诸先生（包括黄进兴、朱鸿林、干春松等学者）皆非常重视儒家道统思想学说，并有相关精要论述。在对庙学与儒学及其密切关系予以解析之后，笔者尝试进一步探讨探讨庙学与儒家道统之关系。

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，庙是指孔庙。其次，庙学是儒学倡导尊师重教之重要场所。在古代，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，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，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。（故梁涛教授所提《新四书》[36]、统合孟荀实有将二者合二为一之意）而庙学则充分将二者吸收进来，融为一体。主要研究领域为儒教、儒家哲学与礼乐文化，著有《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》《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》等。今之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在孔子师徒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
 常会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儒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。

1913年国子监祭孔讲经，严复先生等名人与之。[24]赵国权、周洪宇：《庙学及庙学学、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》，《宁波大学学报（教育科学版）》，2021年第1期。

[23]参见高明士《中国教育制度史论》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，第46页。[30]参见黄进兴《优入圣域——权力、信仰与正当性》，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186页。

但不管怎么变，‘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。[13][汉]郑玄笺，唐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注疏》，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，第1132、1133页。当然，韩教授这里的国家学府主要是从最高国家学府如太学、国子学、国子监等而言。清末民初，新学兴起，庙学分离，这一古代教育制度解体。

庙学与儒家道统紧密相关，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。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吾何为不豫哉？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又孟子曰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。

自北宋开始，理学逐渐兴起并兴盛，国家教育虽仍以儒家九经为主，但不再专用某一家之注疏，而是相继重新修订《五经正义》《九经义疏》作为教材及科举考试之依据。[38]而此亦是值得学界特别予以关注的。

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（《子罕》）孟子亦有此道统意识，如其言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，此是云其承继尧舜之道。[34]宋代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取唐代韩愈、李翱所重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再加之以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建构了《四书》文本系统，并以理学思想为之注解阐发，蔚为风潮，从而最终实现了宋代《五经》向《四书》经典文本的转换。

[15]庙是接神之处，其处尊，故在前（《说文》），郑玄注云：前曰庙，后曰寝。[21]韩教授的这一历史还原是比较准确到位的，他将国学这一概念的历史及现代变迁予以了充分考察。此亦说明，先秦儒家虽未明确提出道统一词，但实有此道统传续意识的。[29]丁四新：《张力与融合——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》，《中州学刊》2019年第2期。

[②]参见常会营《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》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2021年第2期。[⑤]参见卢国龙《唐代庙学与文化共相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3年第3期。

《论语》相关篇章所言道，即有此道统意识，如有子所言的先王之道（《学而》），子贡则称之为文武之道（《子张》），孔子曰：齐一变，至于鲁。有宋元丰八年，河南程颢伯淳卒。

 注释[①]梁涛:《新四书与新儒学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1页。孔祥林先生指出：19世纪中期是孔子庙的全盛时期，中国有学校孔子庙1730多所，朝鲜有360多所，越南有160多所，日本有100多所，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纪念孔子庙、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，朝鲜也有一些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，日本只有个别纪念孔子庙，而越南目前尚未发现学校文庙以外的孔子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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